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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五至是：志之所至，诗亦至焉。

五至是：志之所至，诗亦至焉。

《说文》释: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盗贼为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嗔。

殷切祈求上天怜悯百姓，兴云降雨，以解旱灾。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则有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无论是荀子的自然之天，还是其命运之天主宰之天，显然都属于位格之天的范畴。如梁启超将天分为以形体言天者以主宰言天者以命运言天者以义理言天者四类，［1］冯友兰将天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五类［2］。

一月不雨兮，民已为痾。天之所以就是良知，是因为良知乃义理之所在。儒学必须进入课堂，又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和人生，形成一支老、中、青、少前后相续的人才队伍，把传承和实践儒学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流砥柱。

早有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他认为打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没有真切体认，只用科学理性，不能真正把握。儒学将在促进世界和平中复兴，成为当代文明的一面旗帜。

儒学的复兴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不少实践成果。这场运动把反孔批儒的反传统思潮推向了顶点，也推向了极端，从而为物极必反、结束极端主义创造了条件。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儒学非哲学非宗教，有哲学有宗教》，讨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指出：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不得不把本来是包含社会人生多方面内涵、具有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儒学及佛学、道学纳入中国哲学史范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写出来的书，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他们所做的已经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在漂亮的革命口号之下，实际上是在挖掘中华文化的根系，扼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机，虽然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救中国，恰好在客观上适应了西方帝国奴化中国、推行文化殖民的需要，其害莫大焉。放大一点说，儒学参与下的市场文化也会为世界经济克服各种危机提供借鉴。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创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态。

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充实社会主义内涵，使之摆脱苏联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在于推陈出新，在于转化传统，使儒学具有新的体系，新的形态。

中国人要率先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孔子和儒学的话语，表述和平外交政策与各种主张。天下一家的思想把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要像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不应对抗和恶斗，这恰好符合今日地球村的要求。

人们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适合儒学思想特色的语言和方法，来研究儒学，学术面貌随即改观。儒学将主要在道德与礼俗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社会风尚根本性好转，中国重新成为礼义之邦。

其中儒学被进一步妖魔化，成为封建文化的同义语，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打倒孔家店是先进青年中最时兴的口号。即使找到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也只能算是朴素的，发育不成熟的，无法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比。幸亏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生命力顽强，已溶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崇尚斗争的时代，它是不受重视甚至遭到否定的。它所创建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管理模式及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价值理念，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获得很大的解放，由于这些优越性，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其三，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

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的历史，不仅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而且降低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能彼此取代，却可以互相学习。

这些教条不能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和光彩，却使中国哲学变得毫无生气，甚至被肢解，因此在总体上不可取。而儒学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解释和筛选，被有效发掘和提炼，被注入新鲜血液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被纳入现代信息网络而加快了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

中国并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进入 牟钟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儒学 。

在中国，极端主义只能风行一时，不能持久生根，传统使然。出现这种情况，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和观点造成的。佛教的进入并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各派代表人物都把矛头指向儒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

而在由文明冲突走向文明对话的今天，在世界被各种极端主义（包括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所折磨而纷争不宁的时候，人们呼唤理性的温和主义，认为温和主义作为一种稳健的、包容的处世态度，有益于各种信仰和主义的健康化，有益于民族、国家、宗教关系的文明化，是值得提倡的。儒学将在造福社会过程中重生、成长、壮大，它必有光明的前途。

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成为现代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儒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否定和抛弃，几乎丧失了栖身之所。

上世纪20年代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张君劢认为科学研究客观规律，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生活态度。而弃本开新所开出的新文化往往漂浮时髦，不能持久。

胡适提倡全盘西化论，鲁迅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吃人文化，陈独秀认为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便要反对孔教和旧伦理。鲁迅批判礼教吃人也是针对后期僵死的无仁之礼，没有人性的关怀，只有片面的等级服从，其余毒流传不绝。从苏联的宗教鸦片基石论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是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是坏的需要否定的学说。引领中国进步潮流的前沿思想家，大都主张以欧美为师，或者以俄为师，决心放弃儒学，扯下孔子这面文化大旗，在文化建设上另起炉灶。

但使用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的特点，否则将扭曲中华思想包括儒学。但是，第一，这些普世价值建立在个人权益必须得到社会保证的基础上，出发点是个体。

人们已经在承受文革造成的痛苦，又从反孔批儒运动中看到四人帮的不良用心和反人性的危害，接触到儒学仁者爱人、和为贵、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儒学产生了亲近、认同之感，新的文化觉醒在逐渐出现。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

1980年代的《河殇》把儒学视作保守的内陆黄色文明的代表，是窒息民族生命的文化，反之代表海洋蓝色文明的西学则是值得中国人向往和学习的。对于中国人而言，研究儒学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还是传承民族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一项神圣事业。